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朱江洪都没有打开面前的矿泉水。

　　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2012年卸任格力电器董事长的时候，他已经67岁了，之前他在格力“服役”了24年。

　　就个人精神状态而言，他不像是一个已经卸任的人。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他都腰板笔直。他每天都会坚持跑步，已经报废了几台跑步机。当他的目光转向谈话对象的时候，会猛然睁大双眼，仿佛是在审视对方，严肃、犀利。“不爱笑，眼神很凶。”朱江洪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特点，他说，开会时员工有些怕他，但平时与人相处，他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不过朱江洪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谈笑风生”的，他看起来不太喜欢寒暄。或许也是因为他并没有给外界更多了解他的机会。在他任职格力的24年时间内，这家企业从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变成了行业明星，但朱江洪本人对媒体则始终保持警惕。他在位的时候，就不喜欢上电视、报纸，就连央视“全国十大经济人物”节目组到公司考察，他都感到不耐烦，觉得是在浪费时间。退休之后，他就更是随心所欲，对媒体一律敬而远之。

　　“不说会造成误解，但说了之后，媒体断章取义，也不一定就不会产生误会——所以就无所谓了。”朱江洪解释说，“当时我想的就是退休之后，让大家忘掉我，那才是最好的。”

　　不过现在，他似乎改变了主意。之所以在退休多年后出版《朱江洪自传：我执掌格力的24年》，他坦言一方面是受《冷暖商情》杂志社朋友的“撺掇”，另一方面，他也想写出自己所亲历的真实的历史。

　　姿态

　　24年，能改变很多事情。

　　1988年5月，是朱江洪在格力生涯的起点，彼时这家企业的名字还叫冠雄，还没有涉足空调生产，只是一家简单的配件厂。在朱江洪被派遣上任之前，1985年成立的冠雄已经连续3年亏损。

　　朱江洪将当时的总经理取而代之。这并非第一次，当初在他毕业分配的第一个单位——百色矿山机械厂，他被民主选举成厂长，原来的厂长就“降级”当了副厂长；这一次又是同样，冠雄原来的总经理变成了朱江洪的副总经理；而后，这一幕再次上演，当朱江洪接管海利之后，原来的总经理又变成他的副手。

　　这种关系不好处，用朱江洪自己的话来说，稍稍处理不当，双方就会“擦枪走火”。不过日后他与这些前“一把手”相处得都很融洽，秘诀就在于：充分尊重人。

　　“当你进到一个新的企业，不管前任干得是好是坏，毕竟干了那么多年，对企业的业务、技术、产品、人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去就发号施令，肯定谁都接受不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必须从尊重别人、放低自己的身段开始。”朱江洪说。

　　尊重体现在细节：当初到冠雄的时候，朱江洪坚持把公司仅有的一辆汽车用来接送原总经理，自己则骑着从广西带回来的那辆旧自行车上下班；1992年，朱江洪和海利前总经理杨国长以及三位同事到美国验收设备，为了省钱，订的酒店里只有一间单人房，朱江洪把单间让给了杨国长，自己和另外的同事住了双人间。

　　古语有云：“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朱江洪可谓深谙世态人心。

　　从基层一路升迁到“一把手”的经历让朱江洪感受到地位的变化所带来的隔阂：原来关系密切的同事，好像变得客气起来，原来无话不谈，现在却讲话拘谨，更多的人见面不是点头，就是微笑，甚至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刻意迎合。

　　朱江洪并不喜欢前呼后拥、高高在上的感觉，他喜欢开诚布公，更喜欢“微服私访”。2001年，湖北零售商的联名投诉，揭开了格力在湖北销售渠道管理的混乱现状。朱江洪带上司机，驱车两千多公里只身走访了鄂南、鄂西、鄂东等几十家大小经销商，前后历经十几天。

　　在他看来，企业所有的问题都存在于“一线”，所以在格力的那些年，他很少待在办公室，员工找不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下车间”了，他跑遍除西藏以外的各地市场，因为从技术员或者公司中层口中得到的反馈一定是打了折扣的、层层过滤的信息。

　　“大企业病不是企业不够灵敏，而是领导或者领导层的不灵敏。”朱江洪说，企业的文化就是一把手的文化。

　　所以，在多数日常小事上，朱江洪都可以轻描淡写，不争一时长短，“争得面红耳赤，伤感情，一点意思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往往说，你对你对。”但在原则性问题上，他绝不退让。“关系到企业生死的问题，一定就不能让，让了就是不负责任。” 

　　刚刚升任百色矿山机械厂厂长的时候，朱江洪迎头就赶上了这样的考验。那个时候，工厂的道路两旁种满了芒果树，但果子往往没有成熟就被人偷摘了一半，导致员工的分配计划也常常落空。所以朱江洪要求工厂发文，不能偷摘芒果，就算掉在地上也不能捡，违者每人罚款一元，并取消分果资格——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后来有一个厂级领导的儿子带头偷摘，被群众举报。思虑再三，朱江洪做了惩罚的决定，此类事件也由此“绝迹”。当年芒果成熟时，每个员工分到了30多斤果子。

　　争吵

　　纪律是朱江洪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

　　为了纪律，他拂过老领导的面子；为了纪律，他开罪过地方官员；为了纪律，他跟下属翻脸，还开除了几个中层。当年在格力就任总经理期间，朱江洪就颁布过“总经理十二条禁令”，任何人不得触犯，违者不讲理由，也不找借口，立即除名。

　　据说，禁令颁发的缘起是一件小事：1994年，格力费尽心力挺进意大利市场，但之后拜访客户的时候朱江洪却惨遭羞辱，对方抱怨“格力的空调声音像拖拉机一样”，检查之后才发现是内部一条海绵粘贴不牢，绞到高速旋转的风叶上发出的声音。此后，“违规粘贴海绵”也成为禁令之一。

　　可见，如今格力那些严苛到细枝末节的管理风格早已有之。外界评价朱江洪的管理属于“慈父”式的，显然是一种因不知情产生的误解。

　　“我不是没有脾气的人，如果员工因为不懂，做错事，那么我愿意替你交学费，但如果是因为不认真，马马虎虎做错事，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朱江洪说。当年广州三菱压缩机厂的老总是一名日本人，他对如何进行本土化的管理感到力不从心，就来向朱江洪讨教，朱的回答是：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拿着刀子。

　　但他又不是一意孤行的人。“一把手压力很大，分分钟都会迷路，都会翻车，为了避免这个怎么办？那么就要多听意见，尤其反面意见。”

　　朱江洪经常在内部说，他讲的话有80%正确，他就很满意了，言外之意，那20%是留给其他的人讨论、批判的。对于阿谀奉承之人的厌恶，从他的言谈中就可见一斑。“比如一个事情我还没讲完，你就同意了，表示什么英明伟大之类的，这样的人一脚给踢走，要来何用？”

　　对于这一点，朱江洪似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在他的自传中，很少有话语重复之处，但司马迁的那句“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却被多次引用。

　　在他看来，与企业的利益相比，领导者的面子不重要，因为“领导人毕竟还是人，人就会有失误，如果领导人讲错了，没有人敢提出意见，那么企业就会很危险。”

　　“别人指出你的错误，就不要计较对方的态度，因为有些人一开口声音就很大嘛。”提起当年格力开会时“吵吵嚷嚷”的气氛，朱江洪笑得很开心。

　　分寸

　　1970年，朱江洪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加入工作，当时正值“文革”中期，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朱江洪，似乎潜移默化中习得了一种与政治互动的分寸感——有距离，知进退。

　　经济学家贺阳曾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也正因此，他们与权力会有着或多或少的勾连，一些企业家在退休之后干脆就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官员。

　　历任三家国企“一把手”的朱江洪，也曾有过这样的“诱惑”。第一次是广西机械厅希望提拔当时处级的他过去当副厅长，还有一次是在决定辞去百色的工作回珠海之前，领导又以行政职位相挽留，但都被朱江洪婉言谢绝了。

　　“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认定一件事情的对错，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变，因此根本就不会对领导阿谀奉承，这在官场里是混不下去的。”朱江洪对自己的角色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作为国企领导人，他和国资就是打工者和老板的关系，“把工作做好，就是要实事求是，如果因此与领导产生矛盾，而被炒鱿鱼，那么这样的领导也没意思，还不如早一点走。”

　　坦言“不想当官”、不必对上级拍马奉承的朱江洪也因此少了很多“思想包袱”。

　　在百色矿山机械厂的时候，朱江洪开除过一名连续无故旷工20多天的员工，后来才知道此人的舅舅是百色地委的一名副书记；在格力，他因为维护一名员工而与集团领导剑拔弩张，拍桌子瞪眼，围观在外的办公室人员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事后对他说“有没有搞错，吃了豹子胆了？为了一个小小的下属与老总吵，不怕被炒鱿鱼？” 

　　“跟领导相处的技巧都会有，但关键的是底子要硬。”这也正是朱江洪与国资领导分庭抗礼的资本所在：当初，他把百色矿山机械厂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厂打造成全行业唯一一家产品覆盖全国的企业；接手冠雄的第一年就扭亏为盈；此后合并海利成立格力电器，又保证了公司的利润连年增长，2012年，朱江洪退休当年，格力的总收入已经超过千亿元，利润达到73亿。

　　数据显示，2003年，在格力集团198亿元的总收入中，格力电器就占了100.42亿元，有人戏称，这是“富儿子”帮“穷爸爸”背包袱——企业做大是好事，但对国企一把手来说，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幸事。

　　当年那段被称之为“父子之争”的权力博弈也由此而起。2003年，一篇《格力进军厨具市场》的报道让外界误以为格力电器将开启多元化，但实际上这只是集团旗下的小家电公司对“格力”品牌的套用。格力电器通过媒体对此进行澄清，并直指对方是一种侵权行为，这也成为集团和格力电器之间明争暗斗的导火索。之后，《格力再现褚时健式人物》一文横空出世，矛头暗指朱江洪侵吞国有资产。

　　“国资拿掉你的方式很多，要么是说年龄问题，要么是说业绩问题，要么是经济问题。”朱江洪说。

　　此后，朱江洪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文章的作者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不过珠海市对于当年即将60周岁的朱江洪的去留问题，却始终莫衷一是，直到2005年，市里主管人事的副书记还暗示他要做好退休的思想准备。

　　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朱江洪的格力生涯可能也就因此划上了句号。据说当时有些基金经理直截了当地说，格力股改如何，补多补少都好说，最重要的是朱江洪的去留，朱江洪能不能不走？这些代表市场的声音最终成为朱江洪继续留任的根本原因。

　　“其实当初我就想好了，无非就是人家想派人取代我嘛，那我走不就完了？当了几十年的一把手，也特别累，真正做一个企业就要一心扑下去，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朱江洪说。

　　退休

　　话虽如此，2012年真正退休后，突然闲下来的朱江洪也有些不适应。一天早晨，他急匆匆地起床，就要出门上班，之后才反应过来已经无班可上了。那段时间，他用追剧的方式来聊以消遣，“什么都看，抗战神剧都看。”

　　“想过再创业吗？像褚时健一样？”

　　46岁的时候，朱江洪曾一手合并冠雄和海利，并成立格力电器，那个时候的他并不缺乏创业精神，但对如今70多岁的他来说，则有些力不从心了。“我是光荣退休，没必要证明给谁看。”他说，70多岁还去创业的人，应该是要赌着一口气吧。

　　但他也不能彻底闲下来，他接受了中国家电协会、中国暖通品牌企业联盟委员会等行业协会的邀请，担任顾问及会长工作，现在大部分工作都围绕着华南理工大学珠海校友会；然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这本自传。

　　“在格力，你还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吗？”本刊记者问。

　　朱江洪提到两件：一是格力的国际化；另一个就是格力那些年很注重科技人员的培养，但是忽略了匠人的培养。“这是我的遗憾，但不想让其成为中国制造的遗憾。”

　　2012年的一纸公文之后，在格力24年零5个月的朱江洪就这样从格力“裸退”了。现在的他，每年都会和朋友组织自驾游，去过很多地方。

　　“国企就是这样，每一个领导都是打工的。”他对这一切心知肚明。